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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尽管第二天是周末，八点半时，我便洗浴睡觉了。我实在太累了，整个周一到周五，就是枪子儿从额头穿出后脑勺的冗长的慢动作；周末我终于倒下去，待重新站起来时，新的子弹又飞了过来——正如地狱给十恶不赦的歹毒定制的某种恐怖轮回。
　　而现在，我甚至没法轰掉自己的双手。我想一个人默默地把双手轰掉，默默地丧失劳动力，可屋里偏偏多了头大惊小怪的鹿！能够想见，当我轰掉第一只手时，它便会冲进来，踢掉甚至踩烂地上的枪。这样，我就还有一只手，一只手也是可以敲键盘的。
　　为此我一筹莫展。更麻烦的是，明天我得把这尊大佛请出去。它一顿吃五个苹果的前菜，多养一天，就得花至少十个苹果的零食费，太奢侈了。而且，它实在太大了，只消奋力地跳上去，天花板就会被这对杀气腾腾的兽角掀翻；哪天它闹个情绪，没准我的肚子就被戳爆了。综上所述，我想动物园的笼子比这儿要宽适得多。
　　半夜十二点，我准时甩开房门，十万火急地奔去卫生间。经过客厅时，沙发上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我装作没看见，打道回房，从衣柜里取出一支棒球棍，继而折回客厅，在黑暗中一步步逼近沙发。
　　这时，沙发边台灯骤然亮起，一个男人赤条条靠着沙发，不安地冲我摆手。他说起话来，无论语调和内容，都极其怪异。因为他说：“我是鹿，别打我！”
作者有话要说：　　hey

暖暖

　　会议室里没有像样的长桌，当地只围了一圈座椅，四周矮桌上放着冷透了的茶水。有那么点像医院里的互助室。李三盘踞在当中一把转椅上，脚边堆着厚厚一沓被枪毙掉的稿子——全是我们一周的心血。一天下来，他那件价值□□的外套上堆满了烟灰，一双滚圆的眼睛像欢乐树朋友里的小动物那样血丝密布。
　　等我们坐下，他像蛰伏在下水管道里的毒蛇，冷冰冰地向底下的芸芸众生扫视一圈，随后从脚边拿起一叠稿子，开始大声朗读。每读完一篇，就评论两句。“充满童趣，像小学刚毕业的小屁孩写的。”“我想主角大约是智障。”“读这篇东西时，我吃了整整一瓶救心丸。”
　　从头到尾，我歪着脑袋，眼皮阂着，一根香烟从嘴角长长地拖出来，腮帮子一鼓一吸，不时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。睡觉和吸烟两不耽误。等地上的稿子一层层薄下去，我才缓缓睁开眼睛。越往后，从李三嘴里吐出来的字眼就越惨烈。而我的稿子永远搁在最底下。到了下午五点半，即将下班时，李三才翘起两根手指，像捡什么垃圾似的，将我的稿子从地上拎起来。他神秘兮兮地先冲我笑了一下，然后突然松开手，让纸片哗啦啦地落回地上。
　　他没有朗读我的小说。因为我写的故事是吐在“文学”上的一口酽痰，拉在纸张上的一坨粪便，冲上读者面孔的一只拳头，剜进眼珠子里的一把杀猪刀。
　　李三恨我至此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几年前，我还在武侠区工作时，他帮我出版过一本书。小说发表时，他在博客上倾尽一切美好的词眼，洋洋洒洒地夸了我一番。最终，小说的销量还过得去，口风却很差。我一介无名鼠辈，被人骂几句，没什么大不了。那些人倒是集中矛头，对他好一顿口诛笔伐。说此人不但才华穷尽，连眼神也不好使了。打那之后，他的名声就彻底臭掉了；我也再没出过书，只在公司经手的几本杂志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大小的“幽默四则”、“每天一笑”和几首狗屁不通的诗。去年，公司安排我给一个作家当枪手。没多久，那老头就上门投诉来了，说我写的东西“令人不安”，与他博大深邃情深意重的风格大相径庭。老板忍无可忍，想炒我。隔着办公桌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光像条癞皮狗似的可怜巴巴地瞧着他。显然，公司里不多我一个，也不少我一个，他想要的，不过是一个表态罢了。第二天，做完一顿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后，我一头扎进“爱些什么写什么”区，一待就是三五年。他们说，只要被打进这里，就永无出头之日。此话不假。白天我在小隔间打字，老觉得脚下湿漉漉，浑身冷津津的，好像整个人都开始腐烂了。
　　

　　傍晚，我下了电车，走上街头。夜晚的城市里一片灯红酒绿，霓虹扩大的光晕一汪汪漂泛在头顶上，鲜艳得要滴出水来。街上挤满了成双结对的男男女女，各式各样的头发和衣衫在燥热的夜风中翻飞，各式各样的口音绞着尖锐的电车声从耳旁疾驰而过。我那褊狭杂乱的小窝就在不远处，可此时此刻，我却一点儿也不想回去。我钻进地铁站，钻出地铁站，跳上电车，跳下电车，在城南与城北间来回穿梭，刷光了一张交通卡。铁皮车厢里充斥着一天下来的浓重体味，透过两排脏兮兮的窗户，一双双眼睛看向窗外黑漆漆的隧道，由于疲乏而显得麻木，而他们那泛着油光的表情又像在说：“怎么还没人下去？那群猪头就打算堵在座位上不动啦？妈的我恨你们，你们都去死吧。”发达的轨道交通让打发时间变成了一场空梦。于是，八点半的光景，我便到了家门口。
　　我一如往常地在门前跺了两下脚，旋开钥匙，推开了门。这时，后背忽然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。我掉过头，正巧对上一双亮闪闪的椭圆的大眼睛。
　　果然，这天煞的兔崽子又跑回来了。
　　气急败坏之下，我举起公文包，劈头盖脸朝那孙子砸了下去。它本能性地往前送了一下鹿角，就把我顶得昏死过去。

3、3 ...
　　醒来时，人已经到了床上。九点半，它又变成了人，赤着身体，半跪在床边，神色难安地研究我。这下，我也没力气去赶他了，吊起一只胳膊，指了指衣柜说；“快去穿衣服。”他移开柜门，不知所措地站了半天，才挑出一件渔夫夹克，又套上裤子，可还是不习惯穿鞋，便光着脚，讪讪地到床边坐下。
　　我继而漫无目的地凭空指了一指，说：“要吸烟。”他起身从客厅里抓了一包烟，却没拿打火机。我又命令道：“打火机。”他问：“打火机是什么？”我比划了一下：“摁一下，会有火。”他跑到厨房，把煤气灶打开了。我几乎要哭出来了。只好自个儿爬下床，在客厅寻觅良久后，从沙发缝里挖出打火机，把烟点上。他瞧瞧煤气灶上的火，又瞧了瞧打火机，发出了恍然大悟的声音。
　　吸完一口烟，积攒了一天的沮丧之情随之纷沓而来。我哭着嗓子，自言自语地抱怨：“天哪，我为什么这么倒霉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…”他揪着衣角，茫茫然看向我，搞得我又想把他塞进柜子里了。
　　“我觉得这里挺好。”过了半天，他像挤牙膏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。
　　有关鹿男的来历，以及他为何盯上了我，他总不愿交待，我也便一概不知。我想，唯一合理的解释，大约是老天觉得我需要一个伙伴罢。
　　记得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放学回家，我在小区门口发现了一只浅黄色的小奶猫。它还不大会走路，步履蹒跚地跟了一路。当我迈上楼梯时，它便急急地叫唤起来，往上爬两步，又滚了下去。我为它感到难受，便将它塞进大衣里，偷偷带回了家。母亲从厨房里出来，见我胸部微微鼓起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就知道有鬼了。她一米七多的个子，手长脚长，天罗地网地将我困在桌角，扯下我大衣上的拉链。一只猫嗷嗷叫着就跳了出来。她跟着尖叫了一声，喝令我把它丢出去。那时，祖父正躺在摇椅上看报，断掉的手掌吃力地将报纸翻过去。他漫不关心地朝这边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就让这小家伙留下吧，就当老天送了个朋友给他嘛。”小猫留了下来，陪伴我一直到初中毕业。它死去的那天，我抱着它睡过的纸板箱从家里跑出去，蹲在路边哭了一个下午。鹿男的出现，总会让我想起那只猫。尽管他是头发育良好的公鹿，而且一下就能把我顶得背过去。
　　

　　无论如何，鹿男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。后来，我逐渐发现，除了体型过于庞大外，他并未给我带来什么麻烦。白天我出门上班，他出去觅食。晚上他变成人，会尽量帮忙做些家务，打扫清洁。不过，他终究是不谙世事的动物，很多事情还得慢慢□□。当然，为了排遣寂寞，我倒是很愿意在这上面花点时间。
　　首先，我得教他识字，得让他能够地地道道地说话。我从侄子那儿借了两本小学语文书，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念。又买了一沓方格簿，给他练字。鹿男学会写的第一个词是“快乐”。当时他问我：“什么是快乐呢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就叫快乐。”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，什么叫“邪恶”，什么叫“哭”，什么叫“笑”….为了帮助他理解，我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词汇具体化：李三这类人就代表邪恶；第一次见到你，还有每天出门上班时，我就想哭；现在，每天下班回到家，你在门口等我，我脸上的表情就是笑。
　　周末晚上，我们呆在客厅里，一块儿看书。我把脚架在茶几上，衔着半支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本杂志。他把脸埋进一本皱巴巴的课本里，用手点着字，吃力地念：“我爱我的母亲，我爱我的父亲，我爱我的祖国——”念到这儿，忽然抬起头问：“那我们算什么呢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朋友。”他哦了一声，提笔在上面沙沙写了一通。我凑过去瞧了瞧。他在下面补了句：我爱我的朋友。
　　不久以后，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不少好处。比如说，当他变回鹿时，那对神气的兽角可以充当书架用。我看书时有个恶习，只看主谓宾，不看定状补，因而老是看得飞快。看完一本，就塞进两支鹿角间，最多一次可以塞五本。有时它会不耐烦，把书从头顶上甩出去。此外，它的皮毛也很舒服，比被褥和沙发要柔软多了。午歇时，我喜欢让他躺到沙发上，然后把脑袋搁在它肚子上，呼呼大睡。它的胸膛在我脑袋下一起一伏，四只有序运转的胃袋不时地突突跳动两下，如同有四个小孩在里面打鼓。
　　鹿男在言语和家务上的迟钝并没有挫伤我的耐心，接下去的日子里，我尝试着让他接触更多事物：音乐、球赛、象棋、自行车、电动游戏….并很快发现，他在电动游戏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天份。我在一本小册子里密密麻麻记满了防御、进攻和升级装备的窍门。他却根本用不着这套。只要拿起遥控器，准就能赢。从那以后，他的生活除了觅食和消化外，又多了件事儿：帮我升级。每升一级，就有一袋苹果吃。这招很凑效，很快我的账号就满级了。我把它卖出去，赚了不少钱。
　　

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只好勉为其难地点点头说；“那你量力而行吧。”听完此话，鹿男突然就站起来，绕着桌子，摇摇摆摆走了一圈。我以为他喝疯了，低喝一句：“你干什么！坐回去！”他吃惊地问：“你不是让我靓丽地走么？”
　　凌晨三点，我们走出酒吧，到路边等车。路灯下，他眼眶发红，脸色异常惨白。我问：“你很难受么？可以熬住么？”他紧闭着嘴巴，点了点头。等上了电车，他把头靠在我肩上，已经万分痛苦了。
　　好歹回了家，他才扑到马桶上大吐特吐，吐完就变回了鹿，倒在地上人事不省。我拎起他的两条腿，像大功告成的杀人犯一般把他拖回窝，又在旁边放了只盆子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他又吐了几次，吐完又接着睡。我只好搬到沙发上睡。他一吐完，我便起身去清理盆子，整夜都没合眼。
　　往后的三天里，他一直保持着鹿的形态。到了第四天晚上，他总算又变成了人，但却不会说话了。像是得了间歇性失语症，他再次回到了半年前的状态，只能用最简单的字眼。原来，他会说：“屋里太热了，我得脱件外套。”现在却变成了“热，脱。”饿的时候，也只说：“饿，吃。”更可气的是，过去他碰见什么麻烦，我过去帮忙，他会说：“没事，我一个人能行！”现在，他却笑咪咪地对我说：“滚。”
　　当然，他也意识到了这点，所以每次说话前，都会张大嘴巴，竭力地想多吐出几个字来，却仍于事无补。眼见半年的努力被一顿酒精浇得灰飞烟灭，我整个人也萎靡下来，但除了沮丧之外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　　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月才有所好转。然而，当我志满意得，以为苦日子就要到头时，情况却来了个急转直下：他开始说外语了。某个晚上，我表达了一些观点，他点着头说：“lst die! Lst die!”我瞪大了眼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惶恐地摊了摊手，紧跟着来了句：“lchweiβesnicht！”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可坏了，这下，我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重新教他说话那么简单了，而变成了，为了迎合他，我得学习外语。这还没完，第二天，他开始说俄语，接下去的几天里，他分别用英语、爱沙尼亚语、拉丁语、印度语和我捣浆糊。
　　一开始，我还能够麻痹自己，假如他每天学会一门语言，那么终有一日他就会说中文。况且，虽然他不会说中文，但大致能明白我的意思，这比鸡同鸭讲要好多了。然而没多久，他突飞猛进的智力徒然转移了方向：他开始修水管、修电器、煮咖喱、做甜点、鼓捣照相机、用拉丁文写诗、骑自行车、打网球、游泳…于是我

　　晚上我步行回家，想马上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却在街边踯躅不前。夜空中铺满了厚厚的云块，几架飞机呼啸而过，从云缝间抛下几缕微光。我的心绪像云端的天空被莫名的空虚与困乏占领了。近两个月的治疗多多少少改变了我，却并未对鹿男产生任何影响，他仍旧在成为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也就是说，这笔事的根源性问题没有得到丝毫解决，从医院到家里，不过是从新的囹圄回归到旧的困境中。鬼知道鹿男现在在家里做什么，也许正自作聪明地改造家居，也有可能把一箱老鼠夹铺在地上，等我被夹得嗷嗷乱叫。
　　十点钟，我回到家。还没按门铃，鹿男就把门打开了。看来他一直守在门边等着我，至于等着我要做什么，就不清楚了。我站在门外，平静地望着他。我想即便他现在变成一颗陨石向我冲来我也不会惊讶。然而他却突然开口说：“都是因为我，是么？”
　　我一下子张大了嘴巴。他又说：“我回来了。我又是鹿男了。”
　　过了许久，我才缓过神来。我不可置信地低叫了一声，雀跃着跳上去，挂在他身上，像要攫住一样失而复得的宝贝那样紧紧地抱住他。就好像什么疾病消失了，悬在脖子上的刀轻轻地放了下来，笼罩在头顶的乌云顷刻间散去，几个月来我头一回发自内心地放声大笑。
　　一整晚我踏踏实实地睡在鹿男暖烘烘的肚子上，因谎言般不切实际的欣喜之情长久地萦绕在心中，我始终难以入眠，却感到疲惫被一扫而光了。在鹿男无所不能的日子里，我几乎自卑地暗暗觉得，这所小屋，这里的一切，包括我，都是属于他的。而现在，这儿又是我的小窝了，鹿男依然是我的鹿男。类似于改朝换代的彷徨与恐惧不复存在后，我突然宽容了起来，意识到之前的种种顾虑与惊怕是多么可笑。谁说一头鹿就不能比人聪明呢？就算他样样都比我强，那又怎样呢？
作者有话要说：　　木有人咩....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城破声起时他还作新画
焉知朱楼已坍塌
红光映白塔人散如飞鸦
却记得那夜月圆如画
醒木正拍下老谈客呷口茶
一段才子佳人他红了眼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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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破声起时他还作新画
焉知朱楼已坍塌
红光映白塔人散如飞鸦
却记得那夜月圆如画
醒木正拍下老谈客呷口茶
一段才子佳人他红了眼角

7、7 ...
　　周三晚上，那个人给我发了条短信。短信内容与杀手任务类似，只有时间、地点和他的穿着。晚上九点，我打了辆计程车去二环。橙黄色的车穿过寒夜的迷雾和迷雾中若隐若现的蛇目般的灯火，停在一家酒吧门口。
他还没来，我坐在吧台上，左一杯右一杯地先喝起来，又吸了三支烟。三刻钟后，他才进来。正如短信写的，他穿着驼色长风衣，尖得近乎刻薄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雷朋墨镜。坐下来后他没有摘眼镜，只抱着胳膊，王家卫似的在那两片黑色玻璃镜片后面观察我。
我瞟了眼手腕上的电子表，十一点半，时候不早，大家好聚好散。我咳嗽一声，向他伸出一只手说：“晚上好，我是——”他向后躲了一下，拒绝了，并直截了当地表示，对我姓甚名谁不感兴趣。
这家伙姓秦，据说血统挺纯，血统这东西，放之任何物种皆准，但凡血统纯，这人要么智障，要么就是个性格极端的变态。他显然是后者。
“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他漫不经心地说，“小作者？”
这下，我又觉得他属于前者。“你对我叫什么不感兴趣。”我说。
“哦对，我偏头痛害得厉害，没功夫记多余的人名，”他干巴巴地说，末了补了句：“请见谅。”
　　我在心里呸了他一脸。尽管对他写了些什么、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丝毫不关心，但出于工作需要，我还是故作为难、有滋有味地说：“那本杂志刚开刊，很多事才起头，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你尽管说就是。连开三期天窗，读者走掉了不少，我们也很为难。”
他再次不予置答，像一块抱着胳膊的石雕一样缄默无声。我想他可能睡过去了吧，于是伸手在他眼前晃了一下。这回算是自找麻烦了，我刚要收手，他便风驰电掣般的射出一条胳膊，牢牢扣住我的手腕。这家伙看来是个练家子，手劲极大，捏得我当场就嗷地叫了出来。好在我的脸皮和他的手力是一对矛盾，叫完后我紧跟着说：“我是想问你要喝什么！”
他松开了，我的手像遗像前蔫掉的白菊一样当空垂下来。我哆嗦着收回手，颤巍巍地点了支烟压惊。他向吧台后面抬了抬下巴，酒保立刻送来两杯酒，他抿了一口，若有似无地笑了一笑：“你这种人都写武侠。”
“古龙还被人砍了呢。”我反驳道。这家伙做过功课。
“你放心，没什么人会来砍你，不值得。你只会一点点变老，然后死去。”
我耸耸肩；“这样不是蛮好。”

　　这就是文学，这就是我们和一切被人称之为高尚的东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。因为高尚的东西往往也最低贱，需要被吐一口唾沫、按一只脚印。可当你真那么做的时候，他们又生怕你玷污了它。这就好比让一个女人同时繁衍子嗣和保持童贞。你瞧，老天其实很公平，他把原先的金字塔反了个个儿，真正在行的人在底下受人调遣，而那些不得要领的人——无论他们在这方面有多么才思匮乏，甚至一无所知，却能随心所欲地挖掘或是扼杀。这样，极致的强大和极致的弱小就被平衡掉了，这样，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在此分一盏羹，这样我们赖以谋生的圈子才能在彼此的争夺与排挤中生生不息。”
凌晨一点。我的屁股已经坐不住了，它正在呼唤宾馆里硬邦邦的床垫。“你说完了么？”我问，“我只想知道，你写不写下去？”
他斩钉截铁地答道：“不写。”
此言一出，我所剩无几的耐心极速射入零。我招呼酒保给他上一罐成长快乐，旋即站起身说：“秦先生，快看窗外！你家始皇正在窗外飘着呢！”
说完我就走。

　8.
周五去见大老板时，我没有了任何压力。压力如雾霾留在肩上的细小尘埃，在走出酒吧后，我捏起兰花指，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弹开了。眼下我离撤职已经很近了，那么近，以至于我已产生与恐慌截然相反的情绪——我有那么点盼望着被撤职。你知道，将死之人是没有理由去忌惮死亡的，唯有那些活得好好的人才会吃这吃那还怕得要死。
　　大老板比想象中要年轻得多，也和善得多。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几乎要对他产生好感了。即便他从小在国外长着，连中文也说不利索，从这方面来说，做一个出版公司老板根本不够格。可我依旧难以克制地对他产生了好感。
　　姓秦的家伙认为没必要浪费时间去记忆萍水相逢的人名，同理，对一个以后恐怕再也见不着的人产生好感是不必要的。就好像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曾对取款机里的女声产生好感，于是我频繁出入取款机隔间，到头来却寻不到任何途径去认识她。
　　起先，我想把文书丢在他面前，让他自己看。可我没那么做。而他对厚厚的报告漠不关心。我从公文包里掏出档案袋，毕恭毕敬地放在办公桌上。他只搭了一眼，一副老式圆片眼镜捏在手里，不打算戴上，也不打算去看。他的脑袋后方挂了一大张裱着相框的彩打柴犬画，两者一前一后，神情出奇一致。
　　“你叫大石吧？”他说。
　　我说是的。
　　他微笑着看我，一手折起眼镜丢在桌上：“还没睡醒么？现在的小年轻都怎么了，一个个眼睛下面都像挂了两只塑料袋似的。”
　　我下意识地挺直腰板，眼睛勉力张开。他又说：“别紧张，你大学毕业就来我们公司啦？”
　　我说不是，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先干了三年。
　　他很感兴趣似的问道：“那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　　我老老实实告诉他：因为我喜欢吃卷心菜。每周必须吃两次自己做的蚝油卷心菜。进了公司后，每周上六天班，每晚还得加班，这样我就没法自己做卷心菜吃了。所以我辞职了。
　　我做好了被鄙视和唾弃的准备，然而b城人的脾气跟这里的雾霾一样隐秘莫测。这使我很泄气。就好像2012年12月31日那天，所有人盯着墙上的挂钟，做好了一起毁灭的准备，所有的网络平台被与之相关的感慨、玩笑、嗟叹和猜测闹得拥挤不堪。最终，在当晚的最后一秒，有人没熬住，睡了过去，第二天醒来时已是阳光明媚的2013年，有人眼巴巴看着太阳升起来，却什么也没发生。接下去相当久的日子里，网络平台上变成了玛雅人鞭尸的刑场，因为我们没有被毁灭，我们一如既往地活了下去。万恶的玛雅人，他们的智力是如此蓬勃